在我看来,所有坚持这种基本倾向的研究者,实际上都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们都犯了将其研究结果及其理论表述形式化与将其研究对象形式化混为一谈的错误。概略说来,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在内的所有各种学术研究,其研究结果,尤其是对这样的研究结果的理论表述,都应当是也必定是形式化的,否则便根本无所谓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承了。然而,正像许多研究者往往都会不自觉地忽略自己所具有的、作为“局外人”的观察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和地位,进而把自己混同于其所探讨和研究的领域之中的、作为“局内人”的实践者而展开其研究那样,在具体探讨和研究其对象的时候,他们也同样通过集中关注这种对象的共时性现状层面,竭力利用其所能够利用的、包括逻辑手段的各种手段进行抽象,以求最终将这种研究对象“形式化”。其基本做法往往是,在毫无事实根据地假定被研究对象就是,或者说完全能够还原成自然界之中固定不变的客观物质对象的情况下,通过逐步将这种对象孤立化、凝固化、抽象化,最终得出丝毫不顾及这种被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及其来龙去脉的、纯形式的研究结论。毋庸赘言,如果说就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而言,这样的基本倾向及其具体体现尚有某些合理性的话,那么,对于其复杂性程度远远超过这样的对象的所有人文现象、社会现象和心灵现象来说,这种倾向和具体表现则往往会导致两种极不恰当的后果。由于这些对象所具有的主观性、社会性和实质性内容,都是这样的基本倾向和具体做法所难以应付的。因此,它们要么难以进入这些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从而像19世纪之前的社会领域难以得到西方哲学的重视和研究那样,得不到充分的重视、探讨和研究;要么只能完全顺从这种基本倾向及其具体表现的支配,因而以“削足适履”的方式受到根本不恰当的探讨和研究。这显然表明,今后的心灵哲学研究者要想真正使自己的研究视角实现从抽象的“能动者”向现实和具体的“社会行动者”的根本性转变,就必须对这样的基本倾向及其具体表现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