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生就至少隐居五次，甚至一度还模仿竹林七贤，与孔巢父等人搞了个“竹溪六逸”。他被征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隐逸的背景给了很大的推力。如果说李白的隐逸，多是出于个人的性情，那么另一批唐朝隐士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把隐作为出仕的跳板，代表人物是卢藏用。卢实际上考中了进士，但由于暂时没被授予官职，所以直接去了长安旁的终南山隐居，以退为进地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的身份被授官左拾遗。另一名隐士司马承祯则坚持不仕，返回天台山前，卢藏用为之送行，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意思是，在这里隐居就可以了，何必远赴天台？承祯答：“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宋士对唐人的这种做法是看不惯的，《新唐书》：“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好终南、嵩山为仕途捷径。”这就是“终南捷径”的由来（为什么偏偏是终南山和嵩山？因为终南山和嵩山，一个离长安近，一个离洛阳近，而且一个是道教名山，一个是佛教名山，崇道信佛的唐朝皇帝们基本上就在这两都之间转悠，所以隐居在这里会很容易地被朝廷发现）。
唐有卢藏用，也有李泌。李泌，同样有道士背景，最后却做到了宰相。他的传奇当然不在于此，而在于他进退有据。时逢“安史之乱”，李泌为唐肃宗近臣，为平叛出谋划策，深得皇帝欣赏，虽还没做宰相，但却“权逾宰相”。李泌虽得宠，但有保身之道，“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往往假借神仙之名摆脱困境，同时也给竞争对手无意于世俗功名的印象，他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后长安收复，李泌就真的告别皇帝，去衡山隐居了。后来，世间风云变幻，他几出几隐，唐德宗时代，又被召回长安出任宰相。李泌深具儒道两家的气质，既能从儒家的角度为国家建功立业，又能很好地践行修身养性的道家理想，无论是出山还是退隐，都心怀平和，荣辱不惊，这在古代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