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司马昭对荡平诸葛诞之役已经有了两个心理准备：一是打大仗、打硬仗；二是打持久战、打攻坚战。既然不能在旦夕之间了结此役，他反而显得不慌不忙、从容不迫。毕竟，司马氏集团的综合实力对诸葛诞一方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有了这样的底气，司马昭准备放开手脚，谋划着将这一场平叛之战打出响当当的口碑来，并作为展现司马氏集团超强实力以威慑四海的标志性战绩。
从这个目标出发，司马昭和他的“谋士团”认真选定了自己的战略性构思蓝本。而这个蓝本，就是那位“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而曾与司马师齐名的玄学放达派名士首领夏侯玄所写的《乐毅论》。虽然夏侯玄先前已经作为司马家的隐性政敌早被除掉了，但他这篇代表着后三国时代军事战略思想最高水准的绝妙文章《乐毅论》仍然在魏国上下发挥着深远影响。司马昭和他的谋主钟会，曾经都是夏侯玄的“粉丝”。他俩基本上都是以这篇文章的精神主旨来指挥寿春平叛之役的。
司马昭和钟会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夏侯玄的《乐毅论》确实写得理明而词畅、高瞻而远瞩，实为用兵伐敌之至高龟鉴。
世人多以乐毅不时拔莒即墨（为劣是以叙而）论之。夫求古贤之意，宜以大者远者先之，必迂回而难通，然后已焉可也。今乐氏之趣，或者其未尽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贤失指于将来，不亦惜哉？观乐生遗燕惠王书，其殆庶乎机，合乎道以终始者与？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业于至公，而以天下为心者也。夫欲极道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必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业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