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说：“但是后世文人的著书阐述也是有一定必要的。以《春秋》为例，如果没有《左传》作为注解的话，后人恐怕很难理解其中的深意。”
先生回答说：“如果《春秋》必须依赖《左传》的注解才能被理解的话，那岂不是像猜谜语一样了吗？圣人为什么要写如此隐晦难懂的文章呢？《左传》的内容大多来自鲁国的旧史书。如果《春秋》必须借助《左传》的注解才能被读懂的话，那么孔子又何必费心将鲁史删改为《春秋》呢？”
徐爱又说：“程颐先生曾经说过：‘《传》是案，《经》是断。’比如《春秋》中记载弑某君、伐某国的事件时，如果不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背景情况的话，恐怕很难对事件本身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
先生回答道：“程颐先生这样说恐怕也是受到了世俗儒生的影响而没有真正理解圣人写作经书的本意吧。既然《春秋》中记载了‘弑君’的事件那就说明弑君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无需过多解释；而‘伐国’则应该由天子来授权决定如果书中记载了伐国的事件那就说明伐国本身就是犯罪的行为也无需过多解释其中的细节和原因。圣人阐述《六经》的目的只是为了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关于这些问题孔子也只是在有人请教的情况下才会因人因时地酌情作些解释和说明但绝不会说得太多以免人们拘泥于文辞和表面形式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本质和意义。因此他曾经对子贡说过‘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这样的话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圣人绝对不会把那些放纵私欲、毁灭天理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人们因为那样做只会助长混乱、引导奸邪而已。所以孟子曾经说过‘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这样的话来强调孔门的家法和门风。后世的儒生们只知道研究和追求霸道的学问所以他们就会了解和掌握许多阴谋诡计和权谋之术这样一来就纯粹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已与圣人写作经书的目的和意义完全背道而驰了怎么可能真正理解和领悟《春秋》这样的经典之作呢？”说到这里先生不禁感慨道：“如果不是真正通达天理的人是很难与他们谈论这些深层次的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