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别的地方，比如在我的单位，才是另一回事儿。
结束谈话，妻子的脸色很难看。
走出门诊室，我一眼看见，在候诊的一排长椅上，间隔地坐着好几位我们所的人！有某处长，有几位群众，有传达室的老张头儿！还有……我的秘书！他们人人手里都明面儿捧着录放机，耳朵上都戴着耳机。他们有的和我心照不宣地点头微笑。有的目光旁视，佯装没有看见我。唯独我的秘书表现得最自然，笑得也自然，仿佛我来医院看耳朵，她来医院看耳朵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儿。一副见怪不怪、其怪必败的庄重模样。
一回到家里，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专家的诊断结果。
妻子在纸上写了三点：
一、专家认为，我的两耳作为器官，根本不存在任何毛病。
二、我之两耳失聪，可能是因为神经系统的负担一度太紧张造成的。这种现象，本无须治，神经松弛，自然会好。
三、而我的听力这么长时间未恢复，显然不单单是神经系统方面的毛病，问题很可能出在心理障碍方面。专家为我发明了一种说法，叫作“功能拒绝症”。好比我希望我的眼睛看不见，于是导致失明，我希望我的鼻子丧失嗅觉，于是香臭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