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原此番议论，可谓沉痛已极。人类思想界，往往喜欢凭空就其个人聪明思辨之所至，来孤立一理，回头再把此理绳限一切实际之事象。不悟彼之所谓理者，不过其一人之意见。此种意见，若仅在其门人弟子间讲授，社会私家传述，为祸尚浅。若一时蔚成风气，并为在上之政治势力所援用，则为祸之烈，不可想象。此种例证，就西方思想史言，尤为显著。宇宙由一至善之上帝创造，此一信仰，据近代人类智识平心估量，依然只能说是一种意见，但西方历史上因宗教信仰之不容忍而杀人流血的惨烈，是何等地可怕呀！近代所谓天赋人权说，显然由宗教信仰作根柢。谓国家政权由社会公约所转付，此何尝有历史的客观证明？显然仍不过是一种意见，然而法兰西大革命因此激起。法国乃及欧洲，为此流了几多血，杀了几多人，其数量之钜，还不可骇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雅利安血统的先天优异，人类历史文化之命定的前程，何尝不是一种意见呢？然而激动了近代德意志民族之狂妄幻想，由威廉直到希特勒，杀人流血，较之法国大革命，数量之钜，更又远过。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只沿袭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形式而略加变更，遂有他的唯物辨证法与阶级斗争论。直到列宁、史太林掀起俄国革命，继续领导世界革命，为此杀人流血，其数量之钜，又超过了法、德两国之所演，而至今仍未见其所届。在他们说是指导世界人类历史文化演进的唯一真理，其实还不是一个意见吗？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理想国》，幸而仅是一私人理想，若果演成事实，岂不也要杀许多人，流许多血？可见戴东原所谓“自信天理”而其流变为“意见杀人”，在西方思想界觅例证，是最为深切著明的。只有中国思想，其一向的道路与西方不同。尤其是儒家思想，总喜欢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只就眼前可见的人情、人欲，抱一种深透博大的同情敏感，此即孔子之所谓“仁”。来切近立说，此所谓“道不远人”。平易教人。此所谓“以人治人，其则不远”。因此若把西方思想界的格套来看中国，容易感到中国思想界，既没有西方人的那种宗教热忱，又没有西方哲学家般的那种深微的思辨，又没有西方科学家般的那种严刻的证成。总像没有一种超越现实的高远想象，又没有各是其是的独特创见。所有只像是平庸、浅近、软弱与雷同。不知这些正是中国思想在世界人类思想中最超越、最独特、最灵动的智慧，与最细密的观察之具体的表现。中国所以能抟成如此广大的民族，绵历如此久长的历史，卓然创成了现世界人类中最有价值的一种和平文化之种种成绩，应该从其思想史上来体认。佛教入中国，才始在中国思想史里放了一异彩，然佛教思想，大体说来，实是近于西方性的，非中国性的。说理甚玄，而中间羼进了许多不近人情处。换言之，是哲学、宗教味重，人情常识味浅。较之孔孟说理之浅易平庸，远不相类。然试问涅槃究竟到底是人生的真理呢？还是像戴东原所说的依然是一种意见呢？若还不脱是一种意见，则何如孔孟般，老老实实以人人的意见作为意见之更近人生真理呢？我们最可注意的，禅宗之把佛学思想中国化，这应该是一种宗教革命，然在中国，不杀人，不流血，和平完成了，这岂不是人类历史一大异迹？宋儒思想，亦不免还带许多佛学成分。朱子之所谓理，朱子只说到“理先于气”。是最富西方般的哲学气味的，遂引起戴东原深刻的驳难。其实朱子思想，并未闯出如上述西方般的“意见杀人”之大祸。只因满洲政权对当时思想界之高压，文字惨狱，焚书酷案，不断兴起。尤其如吕留良、曾静案，雍正颁发《大义觉迷录》于天下学宫，要中国读书人人人阅读。东原有感于此，遂有他《孟子字义疏证》的大声疾呼。而且戴东原之反朱子，亦是反清廷之推尊朱学，奉以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若使东原复生于今日，他应该有更沉痛、更可发人深省的呼吁的。可惜东原在当时，是一位最受人崇敬的考据学家，那时经学考据学风正如日方中，而东原言义理三书，即上述原善、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较经学大传统所言，究是太过偏激了，因此并未为其同时及后学所看重。东原在思想史上，也是及身而止，并无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