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情景在时间上与第一个很相近，在联结她疼痛与坐着方面发挥着作用。这是在几天后，她的姐姐和姐夫已离开此地。她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烦躁不安和怀念的心境中。她早晨起得较早，爬上小山的一处。这里是她们曾经经常在一起的一个景点，可看到可爱的景色。她坐在那儿的一个石凳上，引发了各种想法。再一次地想到她的孤单和她家庭的命运；这次她公开剖露自己燃起了像她姐姐一样幸福的希望。她从这天早晨又开始沉思，同时出现了剧烈的疼痛；同日傍晚洗了澡，洗完澡后疼痛便一直存在着。
毫无疑问，这又进一步显示了她通常走路和站立的疼痛在躺下时减轻。疼痛与躺下无联系，直至她听到姐姐疾病的消息后，她从伽斯汀旅行回家，在晚上因担忧姐姐而受到痛苦的折磨，这时她躺在车厢里疼痛剧烈。在这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她躺下实际上比走路和站立更感疼痛。
首先，她以这种方式使疼痛区延伸到邻近增加的区域即每一个新的有病理作用的主题向两腿一个新的区域传导；其次，每一个对她有强烈印象的生活场面留下了一种痕迹，导致两腿产生各种功能长久和不断累积的宣泄作用，这些功能与她的疼痛感建立了联系。而在她形成站立不能、步行不能中还包含了第三个机制。病人在结束她全部系列情节的描述时，她抱怨它们使她“独自站立”非常痛苦。在另外一系列情节中，即包括她不成功地尝试建立自己家庭的新生活，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些痛苦的、使她感觉无助的情绪，这种情绪使她不能“朝前迈一步”。由此，我不得不想象在造成她不能步行的影响中，她自己的想法起了部分的作用。我不禁想到病人必须做的莫过于寻找她痛苦想法的象征性表示，并且在加剧她的疼痛中发现了这样的表示。事实是癔症的躯体症状可能通过这类象征化而产生，这在我们的《绪言》中已做了肯定。在讨论现在的这个病例中，我将提出二至三个这方面的结论性实例。这种象征化的心理机制在伊丽莎白·冯·R小姐身上没有起明显的作用，它并没有造成她的步行不能。但是每件事都表明已经存在的步行不能在这种方式下受到相当的强化。因此，我偶然遇到的病人正处在发展阶段的步行，不仅不能与以心理联想为基础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而且也与以象征化为基础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