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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最初在结果与原因之间发现的相异性有多大，也无论一条行为规则与一种自然力之间的距离有多大，一个人感到，他总是从与人类的生殖原则的接触中吸取爱人类的力量的。我所说的爱，当然是指吸引并鼓舞整个灵魂的那种爱。但一种较温和、微弱而易逝的爱，如果不是对前一种爱的更苍白、更冷淡的再现（此再现遗留在心灵中或保存在语言中），那也只可能是前一种爱的一种放射。因此，道德包含了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中之一源出于人类社会的原始结构，另一部分则在其解释这一结构的原则中可得到说明。在前一部分中，义务代表社会各种成分为维护整体的形态而相互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的效果是由一个习惯系统（它可说是要迎合这压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预先设计好的；这个装置——每一分开部分是一种习惯，但其整个又与本能相似——是由自然预先准备好的。在第二部分中，也有义务，但那种义务是一种抱负所具有的力量，或一种推动力，也正是那种在人类中、在社会生活中、在习惯系统（多少与本能类似）中达于极致的推动力的力量。在此，原始的推动力也直接参加活动，而不再通过它所建立并暂时停顿其中的那些装置的中介而活动。把上面所说的概括起来简言之，我们应该说，自然沿着进化的路线把人类安置下来，原本就有意使之成为群居性的存在物，正如它对蚂蚁和蜜蜂的社会所做的一样；但既然有了理智，社会生活的维持就不得不托付给一个几乎是有智力的装置。说是有智力的，是因为这个装置的每一零件都可由人的理智来塑造；又可说是本能的，因为人只要不终止为人就无法抛弃所有的零件，就无法不接受一个自我保存的装置。本能暂时让位给习惯系统，这个系统的每一习惯都变成了偶然性的，只有它们为保存社会而形成的集合才是必然性的，而此种必然性又将本能带了回来。整体的必然性（可在部分的偶然性背后感到）就是我们一般称为道德义务的东西。不言而喻，只是在社会看来，部分才是偶然的；对于被灌输了社会习惯的个人来说，部分和整体一样都是必然的。由自然所设计的这个装置是简单的，正如由自然最初建构的社会也是简单的一样。自然是否预见到我们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与无比的复杂性呢？让我们首先就这个问题的意义来商讨一下。我们并不认为自然曾在严格意义上设计了或预见到任何东西，但我们有权像这样一位生物学家，他在把一种功能指派给一种器官时每每都要谈到自然的意图；他这样谈论也只是表示这器官对于这功能的适应性而已。尽管人类已变得开化，尽管社会已几经变迁，我们仍坚持认为，社会生活中那些器官式的诸种趋向，仍然保持着它们当初的性状。我们能够回溯到它们并研究它们。这种探究的结果是清楚的；人类中原始的和基本的道德结构是为封闭的、简单的社会而建立的。我承认，这些器官式的倾向并不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中。然而它们却构成义务中最强有力的成分。无论我们的道德已发展到多么复杂的地步，尽管这道德已与并非只是自然倾向的变化形式、其方向也违背了自然的诸种趋向合辙起来，但如果我们想获得一种包含在这流动物中的纯粹义务的积淀物时，我们最终还是要到这些自然趋向中去寻求。道德的前一半的情况就是这样，另一半在自然的安排中并无地位。我们的意思是说，自然曾预见到社会生活通过理智而造成的某种扩张，但这却应当是一种有限的扩张。自然不希望这种扩张发展到危害原始结构的地步。的确有很多例子表明，人就这样愚弄了如此聪颖智慧但又如此心地单纯的自然。自然确实企图使人按照所有其他生物遵循的法则无穷地繁衍下去；她采取了最细致的预防措施，通过增加个体数量的办法来确保种族的保存。因此，当其赋予我们理智时，她并未预见到：理智立即就会找到一种办法来使性行为与其结果相分离，人可以不放弃播种的愉快但又无须收割。人把社会团体放大为人类博爱，这又在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上愚弄了自然。然而人的确在欺骗自然，因为那些社会——它们在人的灵魂的原始结构中是预先规定好的，而且我们在现代人的天生基本倾向中还能看出其构造意图——虽要求团体的紧密团结，但在团体与团体之间仍然还存在着实际上的敌意；我们总要做好或进攻或防卫的准备。当然，并不是说自然为了战争而设计战争。那些吸引人们追随他们的人类领袖，虽已攻陷了这个城市的大门，却似乎的确因此再次把他们自己置于生命推动力的急流之中。但这种内含在生命中的推动力，就像生命一样是有限的。它的道路充满了障碍，相继出现的那些物种不过是这种力量与相反力量的种种结合而已：前一种力量驱使我们向前，后一种力量则使我们回旋打转。刚从自然手中挣脱出来的人类乃是一种智性与社会性的存在物，他的社会性被设计来适应小规模的社会，而他的智性则被设计来推动个人与团体的生命。但智性在通过自身努力来扩展时却取得了意外的发展，它已把人从由他们本性的种种局限所规定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既然如此，那么一些精英人物就有可能把那已被关闭了的东西重新打开，就有可能做（至少为他们自己做）自然绝不可能为人类做的事。他们的榜样最终能带领别人前进，至少在想象中带领别人前进。正如有思想上的天才一样，也有意志上的天才，生命的推动力穿过物质，从物质那里为种族的未来强行夺取当初种族形成时所不敢企望的前途。因此，在从社会团体到普天同爱的过程中，我们与一种特殊的自然分离，却不是与一切自然分离。把斯宾诺莎的话稍加修改，就可以说，我们与被产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ns）脱离正是为了回到能产生的自然（natura naturum）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