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见以后,格鲁派迅速传遍全蒙古,给整个蒙古历史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影响。据萧大亨《夷俗记》记载,蒙古族“比款贡以来,颇尚佛教。其幕中居恒祀一佛像,饮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庙祀之,请僧讽经,捧香瞻拜,无日不然也。所得市银,皆以铸佛铸浮图。自虏王以下至诸夷,见佛见喇嘛无不五拜五叩首者,喇嘛惟以左手摩其顶而已。且无论男女老幼,亦往往手持念珠而不释也。又有以金银为小盒,高可二三寸许,藏经其中,佩之左腋下,即坐卧寝食不释也。”“从前蒙古人等死后,则尽力宰杀驼马殉葬以为盘费,自此力改,竭力奉行经教,按年逐月,并按八节持戒诵经。”“每月持斋三日,禁止杀牲渔猎。”[143]在黄教传入前,蒙古族中流行人畜殉葬制度。自黄教传入后,俺答汗首先废除人畜殉葬制度,而实施藏族的火葬法。黄教传入后,蒙古族中的禁忌也更多了,“一举动,僧曰不吉,则户限不敢越也”[144]。
蒙古许多文学、历史著作也受黄教的影响,如著名的《大黄史》、《蒙古源流》等均以佛教思想贯穿全书,甚至篡改历史事实以适应佛教理论。
蒙古的翻译工作,也因黄教传入而有了新的发展。俺答汗从西藏请来几百名喇嘛,让他们翻译藏文和汉文的佛教经典。17世纪初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全部被译成蒙文,称得上是蒙古翻译史上的空前壮举,是蒙、汉、藏各族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翻译过程中,许多藏文词汇为蒙文所吸收,丰富了蒙文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