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为礼要恰当，不搞繁文缛礼。孔子是主张“中庸”、认为“过犹不及”，在为礼上也是这样。为礼要恰当，有利于和谐，但并不是礼越多越繁越好。如果为礼过度，那就完全成了形式，反而是一种负担，令人生厌，没有实际意义。礼节过多，人们会感到太繁，觉得不自在；规矩太多，束缚了人的思想，不利于人的身心和谐；法律制度太多，“刑之以法，民免而无耻”。秦始皇时刑律繁杂，终致秦王朝存在几十年就灭亡了。法律的运用同样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助于矛盾的化解。《学治臆说·法贵准情》中引用杭州行金玉府副总管罗世荣判的案例说明了这个道理：“有匠人程限稽违案具，吏引决。罗曰：‘吾闻其新娶，取责之，舅姑必以新妇不利、口舌之余不测击焉，姑置勿问。后或再犯，重加惩治可也。’此真仁人之言。”这就是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的道理。
在运用礼时，要注意礼与仁、义、智、信、乐的关系。在孔子那里，礼与仁、义、智、信、乐是密切关联的。礼的根本是仁，礼是仁的外在形式，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篇》）。礼要恰当、适宜，也就是礼要以“义”为原则；无论是制礼还是为礼都要有智慧；为礼还要讲究信用、诚信，内心要诚敬；礼还与乐关系密切，礼很多情况下要通过音乐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