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出一种伦理学的困惑时，我心里想到的是另一种把我的伦理生活与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更为严格的方式。假设一个共同体有自身的伦理生活，任何个人生活的反省意义上的成功，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其共同体生活的反省意义上的成功。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假设是他们的共同政治意识的一部分。当他们自己的国家行为不公或作恶时，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参与这种不公甚至努力制止它，他们也会感到个人的失败——当另一些国家如此行事时，他们则不会感到这种失败。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最有力的事例，就是大屠杀时尚未出生或没有参与其中的德国人对其政治共同体的罪恶所感到的责任。大多数人以类似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融入非政治的共同体。合作项目中的合伙人——例如共同参与援救计划的人——不把个人成功与事业的成功区分开。如果项目失败，他们也随之失败，不管他们在其中发挥了多么杰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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