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种“道德愤怒”和伦理原则上。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伦理原则以及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并不是所谓的人的本质及其自我实现的要求，而是与经济条件、历史尺度密切相关，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在提出“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的同时，马克思又提出“从历史观点来看”东方社会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入侵。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属于先进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则是落后的社会形态，并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47]。
因此，“道德义愤”只是马克思“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的，只是马克思看待西方资产阶级侵略东方社会的一个视角。另一个视角仍然是“历史观点”。
历史进步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集中体现着社会发展，是历史进步的最高尺度。存在于某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如果能以其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就表明这种社会形态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反之，则不能继续存在。在此，任何道德的愤怒都无济于事。道德尺度应该也必须服从历史尺度。马克思多次提出“从纯经济观点来看”“从历史观点来看”东方问题，始终坚守历史尺度，并以此为基础评价东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侵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