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史学工作的现状和前景，是史学界许多前辈的共同特点。在这方面，何先生也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见解。他在《推进中国史研究的两点建议》一文中提出：（1）全面地、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2）学习世界史，特别是要学习那些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9]他还指出：“中学历史课和高等院校的基础课，应该讲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这样，一则改变我们头脑中忽视历史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的思想，二则从基础上给学生以历史的全面性、整体性的思想训练和方法训练。”[10]这些见解，对引起史学工作者的思考、改进史学工作和教育工作，都有所裨益。
1985年，何先生在《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曾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着鞭自奋蹄”这两句话，来表达自己壮心未已和惜时如金的心情。时隔6年，他在著述和育人两个方面，都硕果累累。诚哉，夫子之言也！日前，在何先生的案头上看到，一部20万字的《三国史》（国家教委教材规划项目）已近于完稿。他和周一良先生共同负责的、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5卷（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将在今年定稿。目前，何先生还有两项撰述计划：一项是，写一部系统的《汉唐佛教寺院经济》专书；1935—1936年期间，他曾写出过这样的专书，可惜书稿被人遗失，现在决心从头做起。另一项是，写一部系统的《汉唐兵制》专书，以进一步了却在这方面填补空白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