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在延安有一个美军观察小组—人们都把它叫做“迪克西小组”—它后来成了周工作的焦点。毛需要与美国人接触以证明他可以不依赖莫斯科方面的对手，周成了毛与迪克西小组联系的必不可少的助手。
周的冷静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与其说像个患霍乱病的人，不如说更像个患结核病的人……将持续不变地衰败下去……不会突然破碎和垮台”。周把蒋介石形容为机会主义的流浪者，“被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蠢货和二流货包围着”。周自然得体地做每一件事，鼓动美国人给红军更多的支持以便在北方打败日本人。
在党内领导阶层，周处于包括王明在内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上，除了毛以外他仅次于刘少奇—他与湖南农民出身的毛有着共同的背景，具有组织政党建设的天赋。40年代当刘在敌后吸引着大批地下追随者时，周则领导着南方和西部的共产党办事处。在那儿，工作人员要受到国民党的监视，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的那样，“后来，周在新同志中的追随者远远比刘要少”。
到1944年3月，周在延安的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首次披露了他4年前去莫斯科说服苏联人相信中共新的农村根据地时，他们嘲笑了他一通，他本意是树立起他自己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由来已久的、坚定的信仰者的形象，但后来他又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也花了时间去认识这个问题。”他解释说，直到1928年，毛还坚信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在城市……所以说，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不同意毛和他的助手标榜的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