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官员劝他，赶紧把罪犯斩了。大禹拒绝说：“百姓有罪，在予（我）一人。”
这句话为中国社稷王、天下主们打开了治国安邦谋略的一扇新窗，它的名字叫“罪己诏”。《尚书·商书·汤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商汤灭夏后，召集全国的诸侯开会，他痛心地告诉大家，自己灭夏桀是替天行道。如果老天惩罚他和他的百姓，那希望老天报应在他一人身上，与其他人无关（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比如刘彻（汉武帝）在前89年发布的“轮台罪己诏”。在这封发布全国的诏书中，刘彻做了深刻反省，他认为自己最大问题是好大喜功，匈奴已弹尽粮绝，苟延残喘，可他晚年仍然不停止向匈奴发动进攻，结果是国库空虚，经济衰退，天下大乱。当然还有别的问题，比如听信谗言，诛杀了自己的太子；为追求长生不老，信奉谶纬之学，迷信方士之言，花费无数，百姓竞相效仿，而使民风不淳。
诏书最后，他宣布停止征伐，实行休养生息的宽民政策。天下人看到这位雄才大略、从不屈服的皇帝居然理性地承认错误时，流下激动的泪水。人心渐渐归附，为之后的汉昭帝、汉宣帝中兴打下了民众基础。
大禹、商汤、刘彻的“罪己诏”，正是老子“受国之诟，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的证明。把“万方之罪”引到自己身上，把本是形象光辉的自己说成窝囊废，承认完全可以不必承认的错误，认定国家的灾难全由自己制造和百姓无关，只有这样才能为社稷主、天下王。